“我不是老外，我是老内！”德国人迈克尔（Michael Hermann）纠正中国人对自己的称呼。他是“互满爱人与人”（以下简称“HPP”）的驻华代表，在中国工作、生活了15年，堪称“中国通”。

HPP是一个国际非营利网络，20世纪70年代起，在欧洲与南非洲反种族隔离运动中成长起来。该网络所涵盖的30个非营利组织在全球45个国家从事人道主义工作。迈克尔在HPP工作了22年，重心从津巴布韦、印度转向中国。

迈克尔热爱中国这个第二故乡，讲话习惯用“我们中国”开头。15年间，他带领HPP在云南、四川、重庆致力于疾病防制、农村发展与学前教育工作，试图帮助贫困群体获得内生力量，用可持续发展来打破贫困循环。

迈克尔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，爷爷是药剂师，父亲是急诊科医生。与大多数德国孩子一样，他从小被期待子承父业。1965年，父亲升任医院副院长，举家从受污染的工业区搬至中产阶级居住区。8岁的迈克尔失去了童伴，开始每天一人坐公交车往返10公里上学的孤独时光。

在新学校，因为身体瘦弱，迈克尔很少参与集体运动，他独来独往，泡在图书馆消磨时间。左翼书店成为他光顾最多的地方，大量政治、历史书籍令迈克尔着迷。长年累月的阅读塑造了迈克尔的思想，他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，相信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。

迈克尔曾质疑学校老师讲述的历史，为了解朝鲜战争，他在市图书馆翻了三个月的报纸，“与老师讲的不一样，老师没有调查，只是重复教科书的内容……”

18岁那年，迈克尔从书架中间被拽了出来，他收到来自德国政府的兵役通知单。思考了一夜，迈克尔做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——拒绝服兵役。经过两轮法庭听证，他被准许以18个月的社会服务代偿。

在一家医院的临终关怀中心，迈克尔陪伴120位临终者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。他哭了很多次，经历了宝贵的人生一课。“人生最大的错误是悔恨，悔恨没有遵循内心、不计后果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。”

迈克尔的人生轨迹被扭转。按照全校第二名的成绩，他本可如父母所期，进入任意一所大学，就读分数最高的医药专业。事实上，迈克尔不顾家族反对，放弃学业，他听从内心召唤，从课堂走进社会，从德国走向世界。

离开德国后，迈克尔来到以色列参与人民公社，又去土耳其做农村水上营地项目，接着奔赴法国、中东、南美做国际志愿者。期间，他也做过钢铁工人、卡车司机、推销员，“赚到钱继续做志愿者。”

国际周游使迈克尔越发体会到全球发展的不平衡，“全球最富有的26个人的资产是38亿穷人的财富总和，8.6亿人生活在贫民窟，没有自来水和厕所，每天有8.21亿人挨饿，5.3亿儿童生活在战乱或灾难地区……”

远方的哭声，牵引着迈克尔无法停止的脚步。

1987年，在丹麦一家研究所资助下，迈克尔第一次来到中国。他前往复旦大学学习普通话，两年后离开中国，辗转于许多国家从事会计服务。1999年，迈克尔加入HPP，担任津巴布韦总部财务，之后又来到HPP印度负责社会资源动员工作。

他没有料到，六年后，他再次进入中国是以HPP驻华代表的身份。

“缘分”，迈克尔如此形容与中国的连接，“当时云南扶贫办下属一个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，引进国外公益捐赠，寻求与国外NGO合作。我在复旦的一个老同学，将HPP引荐了过去。”

2005年8月，迈克尔与丹麦同事多特一同被派往云南，负责HPP中国业务。

不多久，迈克尔从亚洲开发银行筹来第一笔公益启动资金——200万人民币。综合社会需求、机构资源、自身能力、政府认可四大维度，迈克尔引进了HPP品牌项目——艾滋病预防TCE模式，它在非洲10个国家成功运行，惠及全球2500万人。

2007年1月，在毗邻缅甸的云南临沧市临翔区，艾滋病预防项目正式落地。迈克尔复制TCE模式，即传染病全面控制，以10万人分为一个 TCE 单元，面向当地招募防艾员。经过培训的防艾员定期进村入户，向村民科普防艾知识，并提供艾滋病快速检测及相关咨询服务。

“只有自己能解救自己，知识促进人改变态度和行为。”在60名防艾员持续三年的系统干预下，近30万人学习了艾滋病预防知识，了解性传播艾滋病的人数百分比由50.4%增至 82.7%，了解血液传播艾滋病的人数百分比由 48.1%增至 71.3%，愿意与艾滋病毒呈阳性的人共餐的人数也明显增加。

2009年的一天，迈克尔被通知前往北京参加世界艾滋日活动。在北京地坛医院，迈克尔忽然看到两个熟悉的面孔，“是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副总理，后面跟着卫生部部长、副部长，他们坐着一辆中巴车就来了。” 

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，迈克尔介绍了HPP在云南开展的艾滋病预防项目。“温总理忽然问我在中国待了多久，我回答说四年半。他问我打算继续待多久，我说五十年。他说OK，那你就可以说咱们云南，咱们中国啦！”

会谈末尾，迈克尔发现没有人提出合影，“我问总理能否合个影，总理非常开心，与我们合了影。”这次会面后，HPP的TCE模式走出云南，被引入四川凉山。

在艾滋病防控之外，HPP几年间将项目从健康领域逐渐扩至农村发展，在云南、重庆与四川做产业扶贫与社区发展。他们在农村设置项目经理，创建农民互助小组，定期普及生产与卫生知识，并进行抽查考核。

迈克尔形容HPP是驻扎一线的执行机构，他时常出现在田间地头与村民交谈，或是组织村民开会。会上，迈克尔用流利的中文提问，每次听到正确回答，他便笑呵呵从纸箱里拿出牙刷牙膏作为奖励。

迈克尔每次进村，总看到一个相似的情景：孩子们面对生人，羞怯地躲在母亲或奶奶身后。更小一些的学龄前孩子，每天被绑在母亲背上，跟着下地或赶集。

镇康县位于云南边陲，是一个总人口17万人的小县城。HPP项目经理调查报告了全县学前教育发展情况。“几乎一片空白”，大量3-5岁儿童在村寨中被放养，没有机会接受任何正规学前教育。 

“在云南省教育厅的统计中，49%的农村学前适龄儿童从来没有听父母讲故事，72%的家长从来没有和自己的孩子互动玩耍。这些孩子往往课业成绩较差，退学率高，很难打破贫困循环。”

在健康、扶贫之外，2008年迈克尔召集镇康县南伞镇桃子寨村村民开会，主导“未来希望幼儿班”项目落地。

在迈尔克的动员下，村子里闲置的房屋被翻修用作学前班教室。村里3至6岁孩子混龄编班，父母们组成家长委员会，与村领导共同推举一名当地人担任教师。教师工资则由入学的孩子家庭平均摊派。

“假如有30个孩子，每个家庭出资60元，教师每月可以拿1800元”，如此一来，教师可以留在当地，“不用外出打工了。”此外，HPP针对每位教师提供几百元补贴和不低于三年680小时的专业师资培训。

HPP与合作机构在贫困山村开办了496个幼儿班，服务了2万7千个孩子，被“中国好公益平台”评为优质公益项目。孩子们在幼儿班听故事、唱歌、做游戏，在生命与生命的互动中体验发挥想象力。

对这些孩子，迈克尔满怀期待，“我相信每一个生命，无论他是比尔·盖茨的孩子，还是贫民窟的孩子，都具有同等的价值，都应该拥有光明的未来。”

在观照项目之外，迈克尔为筹款负责，每年面向有社会需求的企业、基金会和个人宣介品牌项目，“宣传了500个可能50个有兴趣，5个一起开会，最后1个要我的申请书，一年我们团队能写100个申请书。”

迈克尔时常感到压力重重，“找钱充满变数。”曾经他对接一位龙头企业负责人，对方被幼儿班项目打动，转头却将捐赠给予另一家有政府背景的学前教育机构。与他合作多年的基金会和银行，也时常因发展战略调整而中断资助。

2017年，迈克尔经历了最为焦虑的一年。这一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》出台，迈克尔不得不在重庆、四川从新注册本地代表处以开展业务，且必须寻得两个省级业务主管单位。

迈克尔发动可以想到的人脉与资源，花费一年多时间，“跑跑跑跑跑，终于注册下来。”没想到2020年疫情突袭，迈克尔不得不缩减团队规模，减薪减支，筹资也未能达到往日的千万规模。

如今，迈克尔每年在国外待3周，与他长时间不讲话的父母也逐渐改变了态度。“他们看到我开心，慢慢理解了我，母亲为我感到骄傲。”其余时间，迈克尔生活在中国。他的外国人身份，既为他提供一定灵活性，也为他带来难以消解的文化障碍。

“因为我不抽烟不喝酒，不知道错过多少合作机会。”尽管如此，他没有想过离开，反而提醒自己要具备“愚公精神”。

2021年，迈克尔64岁，按照法律规定，他在中国合法居留时间所剩不多。迈克尔准备申请中国绿卡，继续推进HPP在中国的公益事业。

“全球和平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和博爱，这是我的个人理想，有人说这很宏大、不现实，但我认为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选择：是为所有人作为共同体而努力，还是为个人短期利益相互倾轧。”迈克尔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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